对于《师说》这篇经典文章，解读甚多，而空话连篇几成顽症。原因是问题提得不到位，甚至文不对题。有一篇解读文章的小标题是《〈师说〉在艺术上有哪些特色》，本来老老实实说文章有什么特色就很明确，但是，加个“艺术上”就弄巧成拙了。韩愈这篇文章，是不是属于“艺术”范畴呢？理论界的共识是，古希腊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性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包括物理学（physics）、后物理学（metaphysics），也就是形而上学；另一类则是属于感性的、情感的，后来被称之为美学（aesthetics）。韩愈这篇文章，性质上是论说文，是理性的，和艺术（文学）的情感性质属于不同范畴。弄清这一点，才能明明白白把解读聚焦在文章的理性逻辑上。

　　有些文章似乎也意识到了《师说》不是抒情散文，提出其特点在于“严谨的结构”，然而，这种结构是什么性质，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含含糊糊，就不免陷入另外一种更为流行的顽症，即重复一望而知的内容。有篇文章引用了原作的第一部分：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然后这样解读：

　　第一段，论述求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指出：无论是谁，只要掌握了真理和知识，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师。……这段的意思是说：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除疑惑的人。人不是生下来就明白事理的，谁能没有疑惑呢？有了疑惑而不去请教老师，那种疑惑就永远解决不了。生在我前面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应该向他学习；生在我后面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应该跟他学习。我拜老师是学习他懂得的道理，何必管他比我年纪大还是比我年纪小呢？所以说不论尊贵卑贱，不论年长年幼，谁懂得道理，谁就是我要向他学习的老师。

　　这样的解读，说它是空话连篇还是客气的，其实其中的关键词还有错误，韩愈的“道”有着当时特别的历史内涵，翻译为今天一般意义上的“道理”，就不能不造成遮蔽。文章还提出此文有“严谨的结构”，可是上述解读，既不见结构，也不见严谨，只见把韩愈精练的散文翻译成啰唆的空话。其实，到位的解读首先要把“结构”讲清楚，不是一般的结构，而是议论文的理性的逻辑结构。结构的严谨，乃是逻辑结构的严谨。

　　另有一篇文章倒是意识到此文系议论文，故分析说，《师说》用的方法是“下定义”：“文章一开头就断言：古之学者必有师，并以‘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定义了老师的职责。接着从这个定义出发，由‘解惑’说到‘从师’。经过一番推论，又得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结论。”对于议论文的逻辑这样说：“这其间层层衔接，一气贯通，毫无冗余之处，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这话说得似乎没有多大错误，但仍然失之空洞，文章在逻辑上怎么层层衔接，怎么一气贯通的，何以见得毫无冗余之处，怎么构成了强大的说服力？全是结论，没有任何分析和论证，在文风上这叫作武断。

　　对这样的文章之所以有必要加以批评，就是因为很有代表性，几乎是一般解读文章的通行模式。一般解读文章往往满足于内容的阐释，对于文章的体式，或者说是形式，则不置一词。原因在于，潜意识里黑格尔的内容决定形式在起遮蔽作用。其实，形式往往并不这样消极，有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内容。［1］懂得了这一点，就不能忽视文章的体裁。体裁是“说”，在《文心雕龙》中作为文体和“论”并列，固然都是议论文，但是，“说”源自先秦游说，故其特点乃是“喻巧而理至”［2］。这里却没有像一般的“说”那样，先借一个具体情境中的类比（如宴子使楚中的“使狗国者从狗门入”），或者一个比喻性的推理（如韩愈的《马说》、刘基的《说虎》），又或从类比性的故事（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引申出深邃的主题来。这里的特点是，直接提出核心论点：“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为什么要在前面加上“古之学者必有师”？因为师古是当时的共识，韩愈的古文运动，反对当时流行的骈体，以复古为旗帜，抬出先秦诸子的古文，有不可反驳的权威性。说“严谨”只是个结论，解读的任务是看文章如何达到严谨，其特点是什么。在有了师古的共识之后，接着“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逻辑上本该承接“传道受业解惑”，却只承接了“解惑”。作者先从毋庸置疑的“解惑”入手。“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这不但是理论上的共识，而且几乎是常识。用常识来做因果分析，演绎出不从师则终生不能解惑，逻辑上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