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上来说，文化生产的运营以相当规模的产业链或集群形式出现，一方面它的产品生产及其流通、交换、消费方式与资本/市场的关联度日趋浓厚，非常接近马克思所批判的作为商品资本的“异化劳动”。譬如说，一些动漫、影视媒体行业，创作与传播的以暧昧叙事为诱导点、以盈利为旨归的快感宣泄类节目，就是深受资本—商业逻辑戕害的典型案例之一；另一方面，虽然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领域中几乎无处不在，生产——消费存身于其中的市场也渗透了金融与资本的逻辑，它也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资本增值的市场规则。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社会结构与“天人合一”传统的规约，它亦能充分张扬文化作为生产要素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人的自由本性方面的价值导向。

　　首先，就文化生产的产品而言，它的使用价值与商品交换价值之间不是完全等同的，文化的精神属性决定着文化产品的社会用途，它的商品性并不能去除这一内在基质。同时，它还可以以活的劳动或服务形态的感性形式出现，使文化艺术由精英取向的抽象哲学层面回归日常现实的大众生活体验。当与人求知、求美、求悦的高层次精神需要不可分割之时，即便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买卖、流通，文化产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货币资本宰制下的需求意愿，重新与文化生产者的生理自我与异化交换相分离，并为自己创造具有审美品味、文化素质和艺术素养的接受对象。

　　其次，文化的生产与消费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行为，但它们却又是建构同一与差异的辩证体，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面 [5]691因此，对于文化受众而言，虽然所能得到的任何“美”基本都来自消费市场，与大众化联系。但是，他们绝不仅仅是受动的接受者，更是积极主动的参与创造者。即便他们购买的是商品意义上的文化产品，但这不影响他进行满足自身精神需要的文化活动，甚至他还可以反过来作用于文化生产的各个步骤，使之不得不重视消费者提升文化品质的人性需求。同样，对于文化生产者来说，虽然他的劳动在市场交换中不可避免具有商品性，但是，只有当他生产活动直接同货币资本交换时，文化生产才是将“劳动的生产条件和一般价值即货币或商品”[6]218转换为资本的“生产劳动”。而当他基于人自由的生存、生活需要时，文化生产作为人的本质力量显现方式的精神性也就得以彰显。

　　在这样一个融而不一的辩证层面，商业性是精神性实现的保障，精神性是商业性实现的前提，二者以双向互动的形态和谐发展。所以，在当下，我们既无需基于纯艺术的立场对文化生产的产业化、市场化而过分悲观。更不能罔顾历史与现实的必然规律而人为划定鸿沟，低估乃至否定资本和市场配置之于文化生产的意义。如此只能适得其反，不利于文化生产向新的更高层次的发展，从而促进当代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事实上，这只是随着人的需求结构与生产形式的现代化变革，文化生产的存在形态和组织、运作机制在具体语境中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性转型而已。但是，我们亦需时刻明确地意识到：马克思在生前无法全面体验并深入辨析的这种变化不仅为人类创造了新的劳动对象，改变了文化生产的属性特征，更影响着当今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乃至生活生存形态。因此，这个“做什么”及其下辖的“如何做、有何影响”，不仅是意识形态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我们如今研究文化生产的基本目的之所在。

　　三

　　在20、21世纪之交，与消费时代、文化市场的跨国化、新兴知识经济、数字化技术、新传媒形态相关联的中国文化领域实际发生的剧烈变化，不仅远远超越了阿多诺、霍克海默从艺术的模式化复制、传播层面所批判否定的“文化工业”，更使得文化生产的对象、类型与特征，以及产品的文化功能，发生了一系列的纵深改变。

　　首先，在当下的历史进程中，生活活动的主导逐步由传统的“生产型经济”为主转向以“消费型经济”为核心，这使得中国的文化生产不再仅仅停留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侧重的、相对自治的上层建筑顶端领域，而是表现为某种人工之“物”，并以此游走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渗透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这种状况则不仅使得大众的消费需求结构日趋具有生产性，也使得文化生产的消费性更加浓厚，在国民经济与社会生产中的位置与作用日益重要。由此，“人的生产”的诸种形式间的外在区别也愈加模糊，这则让经济日益成为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文化事实。

　　第二，现实事物则变成了媒介化的文化对象。随着当代传媒与信息化传播的普泛化，文化生产的存在、组织形式转向跨行业的文化产业。一方面，在这种几乎“消灭”了传统分工的混合体生产形式下，文化生产不再局限在某一精神部门，而是处于由多种生产形式空间集聚所生成的融合区域内；另一方面，产业化的文化生产不再如同工业时代那样，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流水线经济，以生产属于经济基础层面的、同一性的实体商品为主，而是表现为后工业的知识密集型劳动，以生产体现异质性、排他性的创意构造为主，产品的价值是在文化要素、服务或对象的差异性流动中得以附加。而在以创意作为产业运作核心之时，文化生产的逻辑由再现现实转向动态制造“物”的真实。由此，“符码与现实、观念与事物的距离和界限被逐步消弭，不仅符号拟像本身变成了物，物也被拟仿变成了符号。”[7]19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生产是一种虚拟仿真生产与传播的符号经济，它主导了大众认知对象世界的基本途径。
 

　　其后果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1]162也就是说，作为媒介联系的聚合体，文化产品的意义不仅在于物品的实际使用或对之进行的商业买卖上，其存在价值更在于品牌符号之于人精神需求的差异性形塑上。这就意味着，使用价值和商品属性是文化产品自身的内在物理，品牌符号的象征价值则不是产品本身的固有属性，而是一种被层叠附加的体验属性。因此，经济价值的流通则成为象征物的时空压缩与对话。被消费者追求、占有与消费地其实不只是文化产品的物化形态，更多地恰恰是渗透于起中的、不具形体的社会象征性结构与符号能指图景。比如说，商标设计、图像呈现、广告传输、欲望投射等象征符号，而与之啮合于一起的则是阶层、性属、地位、族裔、品味以及身体身份认同之类的审美政治因素。

　　第三，这种经由商品化带来的进一步物化与表征形式的隐蔽修辞，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对象由实体物到虚体符号的流动转变，既从总体性层面上使文化艺术与流通商品、生活需要和他者欲望、精神需求与物质占有之间的传统疆域日益崩溃，又使得“文化的传统意义的情境被消解了，它被模仿、被复制、被不断地翻新、被重塑着风格。”[8]132换言之，一度与人的主体性联系在一起的、相对自律的文化和所有其他商品一样，变成符号象征的实现即作为生活要素的传媒消费文化。